饥饿  大绝食(港),饥饿宣言(台),绝食,饥饿 Hunger

4．14
《饥饿》一部关于反思、关于抉择和关于历史的电影
虽然英语不甚理想，对于《HUNGER》 这部影片的翻译，还是觉得以《绝食》或《禁食者》为佳。

这起著名事件发生在北爱尔兰臭名昭著的梅兹监狱，开场是狱警雷蒙德•洛韩日常的一天清晨。慢节奏的序幕在死气沉沉的背景下展开，这个狱警有点洁癖，吃饭掉渣他会细心掸掉；有点谨慎，开车上路前他会先四处观望；有点幽默，穿上制服还能跟同事说说笑话；也不难注意到，他的手上到处留着旧疤。
不一会儿，他开始在水池边清洗血迹，接着一脸茫然地站在雪地，靠着墙，点燃一支烟，雪落在他的新伤上，好象没啥知觉，麻木地望着远方。（这个场景在电影中反复出现过三回）

回忆电影开场：北爱尔兰，1981年。自从1969年以来，有2187人在纠纷中丧命，英国政府撤销了入狱囚犯的政治地位，爱尔兰共和军的激进分子们，在监狱里用极端方式进行抗议。

提醒欲看之人，最好勿选用餐时间。极长一段时间的对峙，就在革命分子用垢物发泄；狱警用暴力对抗中进行。激进分子赤身祼体，竭尽所能地破坏，生活在用自己粪便涂鸦的房间；警卫全副武装，在殴打中将自己也弄得皮开肉绽，这种尴尬的境遇，对囚犯，对狱警而言，有何区别？

这场监狱之战里的领袖人物是鲍比•桑兹，年仅29岁，4年持久的抗争，非但没有摧垮他的意志，反而历炼得更加坚强。一次激烈的聚会抗议之后，特警也出动了。赤身的肉体遭遇全副武装的群殴，这场面实在惨烈不堪：遍体鳞伤、满脸鲜血的示威者仰面倒地，一脸释然；残暴镇压的警卫躲到墙角，全身颤抖，泪流抽泣。导演在这里似乎没有自己的立场，在整个过程中，象个第三者，让人辨别不了他的主张。

新的对峙形式、电影进入主题的转折是从雷蒙德•洛韩被枪杀、鲍比和神父长达22分钟对话之后进行的，这22分钟，包括17分钟不断焦的对话表演，5分钟鲍比的个人演讲，也是本片的一个绝对亮点。
这么多对话中，我就记得两句，神父：你把枪对准了错误的人。鲍比：这就是政治！
说实话，在这段长时态的对话中，我无法有所倾向，我既理解神父的立场，也并不否定鲍比的主张。而我的情绪也象碟里蹩脚失准的翻译一样时好时坏，难以言表的复杂纠结。

绝食开始了。

这种无声的抗争伴随着日趋腐烂的躯体，跟之前的大动静形成鲜明对比。房间干净了，谩骂声没有了，暴力消失了，护卫也变得和蔼起来……这段几近写实般的绝食纪录，让整个“饥饿”过程象极了耶稣受难。眼见着，鲍比（他的饰演者）就这么凹陷下去，只剩下皮和骨，躺在跟肉体一起腐烂的床榻上，骷髅般日渐风干。他们妥协地给他换了干净的床褥，为了不让被子的重量压迫他，还在他的身体上支起了铁架。这种无声的抵抗，生命将尽的捍卫勇气，让人感到震撼，禁不住惊叹：“信仰”的力量，那是跨越了生命和自由这二者，如此至高无上！

弥留时的鲍比，臆想到少年的自己，夕阳下在田野里奔跑，陷入了黑色的森林，前面没有方向，后面渗着回响。这样的画面，让我理解，一方面象征着精神世界的一种绝对孤独；也透视着人物内心的一份原始渴望。“信仰”对于追随者来说是一种执着的精神依靠；对于建立者来说，也许就源于一份简单的成长梦想。

梅兹监狱里的抗争并没有结束，这个顽强绝食66天后死去的北爱尔兰共和军英雄，最终名列国会；继他之后有9人绝食而亡，16名狱警在毯子不干净抗议中被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国政府答应了囚徒们的所有要求（尽管没有正式的官方确认）。
正如，英国《卫报》所评论的：“《饥饿》是一部原始的充满力量的电影作品，时刻警醒世人在英国和爱尔兰历史中还有一段如此丑陋不堪的悲惨往事。”我想说的是，让人反思的历史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思的能力和精神的缺失，一个信仰危机的温吞时代，麻木、惰性、随从、依附成了社会诟病，这个民族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无论何时都应该有这样一些声音，帮我们把另一个自己找出来解放。

　　■文艺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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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Hunger

　　导演：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

　　影片在作者路线和风格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面对《饥饿》，普通人除了要忍受电影传达的剧烈痛楚与污秽不堪，恐怕他们更想搞明白这北爱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它离开主流视线也有一阵子了。长话短说，看起来永无休止的政治暴力源于北爱尔兰地区的教派对立。片中囚犯是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他们追求爱尔兰统一，信奉天主教，被称为民族派。与之对立的是信奉新教的联合派和背后的英国政府。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共和主义者被残酷镇压，他们被当做一般罪犯处理，为了恢复政治犯地位，囚犯展开了多种示威活动，如秽物示威和绝食行动，是影片的背景。

但《饥饿》承担的不只是记录与再现的功能，如同保罗·格林格拉斯（Paul Greengrass）讲述北爱问题的《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史蒂夫·麦奎因研究视觉艺术多年，影片在作者路线和风格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饥饿》的视觉效果卓越，它真实地再现了监狱的环境和犯人的待遇。囚犯把排泄物涂满墙壁，倒灌到走廊通道。后来出现一位清洁人员，他从里头走近镜头，一路打扫，呈纵深方向移动，单镜全长两分半钟。周围只有扫把与地面污水摩擦发出的枯燥声音，囚犯们也不做声，整个过程对观众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压抑折磨，仿佛置身于肮脏的现场。之前的虐囚场景，摇晃不安的手持摄像机营造了可怕的空间感。类似的冲击在全片随处可见，众多访谈评论中首推17分钟对谈场景：打算绝食的鲍比·桑兹跟试图劝告的牧师对话。内容包括了桑兹的成长，他对运动和形势的判断，对生命和选择的看法，基本道出了一个共和主义者在思想层面上的认识，是理解和深究《饥饿》的入口。

故事讲述的技巧上，电影没有马上引出主人公，先出现的是对立面的狱警，再是主人公同仁，通过一场见面会才带出了绝食的中心人物桑兹。桑兹糟糕的身体状况可以说是人间惨象，他嘴唇干裂、布满烂疮，叫人不寒而栗。桑兹意识不清后，出现了虚焦、失焦和溶接画面，童年体验反复出现，大限将至的生命回首，让人为之动容。在一个静寂的白色战场，桑兹和他的朋友把身体当成了最后的武器，如愿以偿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为了雪中燃烧的烟头，为了清理通道的污水，为了那段集中对话的惊人勇气。给自己一次机会，看下这部震撼的《饥饿》。【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2/21/content_709294.htm】

毫无疑问的年度最佳处女作，它表明导演是个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能处理好当代政治问题所引发的监狱生活，没有任何说教。———Michel Ciment《正片》

今年最令人印象深刻、发出战斗召唤的电影，不仅仅是那个静态对话场景，更为了那些带来猛烈撞击的图像和声音。 ——《英国电讯报》 Tim Robey

Hunger本身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视角和手法都是大胆而成功的冒险，充满了艺术的美。Fassy以及各位演员的演绎相当出彩。但是这是一部好片子不等于我就赞同它的主题，就像我讨厌撒切尔却不等于我否认她说的每一句话一样。很遗憾地，对于那些叫喊着“斗士”“战士”之类的人们，我表示，这片子里引用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两句话，我基本完全赞同。

在片子开头，撒切尔的那句陈述可谓一针见血：没有所谓的政治谋杀，政治爆炸和政治暴力，只有犯罪谋杀，犯罪爆炸和犯罪暴力。记得去年本拉登被击毙之时，网上也是一片莫名其妙的哀叹之声。人们哀叹本拉登是为信念而战斗的斗士，是飞蛾扑火的英雄，是给帝国主义迎头痛击的勇士。

真他妈的放屁。

本拉登的作为，是无疑的恐怖主义。他本人，是应当人人得而诛之的恐怖分子。若是斗士，就算在阿富汗的连绵山麓里伏击美军，也是正当的。但是拿着飞机撞大楼，让千万个家庭家破人亡，对不起，你这是懦夫，是混帐把戏。是的你们扩大了影响，在网站上宣布对911负责的那天起，全人类都知道了Al Qaeda和Bin Laden这两个名字，也不免有些傻逼跟在屁股后面摇旗呐喊替极端主义招魂。拜托，极端主义就是极端主义，在台下的时候说信仰谈美德谁不会啊，但是一上台，便是纳粹之类。人们总说，一个人富裕之后会做什么，当看他贫贱之时不做什么。对于组织，道理大体相仿。

其实Bobby Sands和他的IRA，也没好到哪里去。IRA是百分百的恐怖组织无疑，谋杀政要，制造爆炸，所求也是一个博眼球。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理念是高尚的，信仰是值得敬佩的，口口声声为了自由，组织里的成员也不乏所谓勇气和毅力。但倘若入狱确实出于犯罪，特别又是谋杀和恐怖主义这种滔天大罪，那不好意思，你就是罪犯，不是政治犯，也不是良心犯。

人之间的理念存在差距是完全正常的事情，但现代社会的优势在于，任何人都有机会用合理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理念。在理念产生差距的时候，可以谈判，可以争论，但不是杀死与你意见不合的人，炸死他们全家。印度的独立远远早过1981年，甘地也并非死于英国人之手。而先于北爱，爱尔兰的独立，其实也是通过谈判得来。IRA作为北爱少数天主教徒中的极端分子，屠杀的大多都是他们看作所谓“叛徒”的爱尔兰人，并直接导致了UDA的出现。所以他们的宏大理想，在他们令人唾弃的做法的熏染下，不过一滩狗屎罢了。

我时常感叹甘地的伟大远见，实不负圣雄之名。甘地清楚的意识到，任何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倘若印度也是镰刀锄头地来一场，且不说牺牲巨大，估计也会像我朝一样，落入王侯将相肃清异己的再次恶性循环里。

争论和谈判是一件冗长而痛苦的事情，而最痛苦的一点是，真正的谈判必定伴随着妥协，伴随着意识到自己一部分意见错误荒谬和对方一部分意见合理正确的过程。而在我看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所需要的勇气，远远超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谬误所需要的。为它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相比暴力抹杀反对者的做法，它得来的每一分成就，都更为踏实。IRA屠杀亲英北爱人的做法，跟英国人当年屠杀爱尔兰独立人士的做法没什么两样；Bobby Sands妄图用自残一蹴而就的行为，跟狱卒殴打犯人的暴行其实一丘之貉。而无论是谁，Sands，Thatcher，或者更多的妄想躲避谈判的麻烦和痛苦，采取其他可笑的方式来逼迫对手就范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士，不过狂妄偏执，而又孤注一掷的赌徒罢了。

翻譯、整理／SAMMAX

　　《飢餓》(Hunger)可能是今年最具震撼力的電影，用寂靜的步調展現劇烈的抗爭，17分鐘大膽的長鏡頭，加上那個驚人的溶接，身為影像藝術家的Steve McQueen漂亮地展現出他的才華。如果你曾錯過了《日日夜夜》(Day Night Day Night)，那就絕對不可放過《飢餓》！附帶一提，Steve McQueen曾說他有受到新浪潮與安迪沃荷(Andy Warhol)影片的影響。

S&S：爲什麼你會想要說這麼一個關於Bobby Sands和愛爾蘭共和軍絕食抗爭的故事？

SM：這件事發生在1981年，對當時11歲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捩點。從那時候開始，當我從窗戶望出去，世界已經不是它看起來的那個樣子了，我開始看到一些裂痕。絕食抗爭是種思想也是種理想；而人是會因此而生或死的。我對這種層級的激情和信念非常有興趣。

S&S：你的研究調查包含了哪些？

SM：我的調查工作從五年前開始，第一件事就是閱讀。在我腦海中已經有關於這件事的想法、記憶，當我研究的越多，我就發現它越迷人。第一次去Belfast的時候我們遇見了很多人，包括了Sands的親戚，而且不論是親皇派或是共和軍他們都非常慷慨大方，但是同時你可以感覺到有股理想主義的暗流。最後我無法擺脫的就是那裡的人們，他們有可能會是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姊妹，他們不是外國人、不是外來者。

S&S：你的共同編劇，劇作家Enda Walsh是怎麼加入的？

SM：有時候和別人腦力激盪一下是不錯的，我知道我想和個愛爾蘭作家一起合作，所以我們也面試了幾個，很多人對這個題材都很害怕，但Enda不太一樣，他比較古怪。在拍這片之前我甚至是都不看劇本的，而Enda加入前，我本來是想讓電影完全沉默，一句對白都沒有。

S&S：你對Enda Walsh作了怎樣的簡報？

SM：我對Enda說的就是，我希望影片的開頭能像一股溪流，讓你能夠隨著流水悠游，感受你所在的環境。然後突然之間出現一陣激流，擾亂、打斷了你的現實。在第三部分則是一道瀑布，一種失去重力的感覺，直直往下落。這就是我對這部片的看法。

S&S：那在這樣的前提下，劇本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SM：我們在愛爾蘭花了一個激烈又沉重的星期和獄官們談話，之後Enda寫了初稿。接下來就像是在鑿大理石，你知道什麼是你不想要的，但是你還需要個東西；就算只是個桌上的廢物也沒關係，來鑿穿它。後來我想到了Monty Python(譯註1)裡面的滑稽行走，然後這又讓我想到了「例行公事」，這時我才明瞭這整件事其實都是關於一種習慣、慣例。像是在開頭，獄官離開他的房子，看起來多麼平常。在《飢餓》裡面的例行公事是比那些，例如，侯孝賢電影裡的要嚴酷、荒謬許多，因為《飢餓》有著滿多的暴力，而這些暴力都是例行公事。

S&S：在拜訪過發生絕食抗爭的Maze監獄之後，你的想法有受到什麼影響嗎？

SM：雖然說他們不會讓我們在那裡拍攝，不過這反而很棒，因為監獄的制式會把你的攝影機也制式化了；制式會帶給你制式。事實上，敘事片有時候會感覺比較簡單，因為你已經有了樣版，形式都擺好在那裡。接下來就是要看你怎麼去改變或是破壞形式，擾亂形式會讓它更有趣。而我試著在做的是在藝術的範疇，這是不一樣的，你必須要創造新語言、新形式。

S&S：你之前從來都沒跟演員合作過嗎？

SM：我曾經和阿姆斯特丹電影學校的演員合作過，而那次經驗真的非常有幫助，讓我發現了我喜歡演員。你需要做的就是和演員他們一樣冒險。我會說：「看，我在這裡可冒了一切風險。」，當他們知道這點後，他們會想要和你並駕齊驅，甚至會嘗試超越你。我試著讓他們迷失，就像神智昏亂的苦行僧；他們這樣做以便能更接近上帝。有時你必須要跳脫桎梏，這就是我要他們做的，這樣才可以更接近真實。

S&S：有一場Sands和牧師的戲，這一幕將近二十分鐘，大多是從側面用固定的機位拍攝；這很冒險嗎？

SM：我並不贊同。我身邊的人都嚇到了，製片也是。他們說我們需要一些正反拍鏡頭。你知道嗎，這就是爲什麼那些人會拍出那麼多爛片的原因，他們應該做的就是放手一搏。在拍攝的中間時，我曾說：「你們知道嗎？我覺得好無聊。我們已經拍到了，走吧。」。因為我們都是在爭執吵架、對抗Channel 4 (譯註2)什麼的。那天最後我們是臨晨四點半收工回家。真是他媽的太棒了，我們拍到了，那時我知道我們拍到了。

S&S：這場戲是一次就拍好的嗎？

SM：總共我們拍了四次，用了兩捲二十分鐘的膠捲。對我來說，這場戲比洛史泰格(Rod Steiger)和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譯註3)還要好，因為這是生命在一個危險關頭；要生還是要死。這場戲並不是即興的，全都寫在劇本裡，但那些話就像是從他們口中自然吐出來的，像爵士一樣。這場戲的氣氛是很緊張的，但是身為一個演員，你要到哪去找這樣一個情境讓你可以說到「終極」？

S&S：你爲什麼會想要在Belfast拍攝？

SM：發生在攝影機之後的事就跟發生在攝影機之前的一樣重要，因為所有那些在攝影機之後的人多少都與這些事件有關。有股來自記憶的力量、有種過去的味道飄散在當下。有一個演員的母親曾帶東西進去過Maze監獄，另一個演員的父親曾被關在裡面，還有一個的叔叔是裡面的獄官。每個人都有某些東西在這個故事裡，這在拍攝現場整個感覺是很棒的。

S&S：令人驚奇的是，在片中有許多不同的觀點。

SM：我把自己看作是個獄官，也把自己看作抗爭的人。如果你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很明顯的他們每個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糟糕的是整個背景不是人本身；你只是必須做去做你必須做的。我們都是人，每天我們都做錯了什麼，我們並不是清白的，你我都是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S&S：你讓觀眾有很多空間可以進入這部影片。

SM：影像能講的就是這多了，不可能面面俱到。你必須做的就是開啟人們想像或是心靈中的某個東西來完成一部片，而那個東西是什麼我並不知道。

S&S：你是在何時又是怎麼跟電影接觸的？

SM：當我在Goldsmith大學的時候有個瑞士女友，她喜歡電影也帶我去看了很多影片，在那之前我根本沒去看過電影，因為在我生長的地方，人們會覺得你一個人去看電影是在耍酷然後取笑你。一九八○年代晚期和九○年代初期是段美妙的時光，當時我們有很棒的地方，像是Riverside和Scala劇場，我的電影就是在那學的。在那邊我看到法國、義大利、台灣的人們是怎麼陷入熱戀的，羅馬尼亞人又是怎麼吃早餐的。這真的很令人吃驚，因為可以學到的東西是如此的豐富。

S&S：你爲什麼等到現在才拍你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SM：我二十三歲的時候就想拍第一部片了，可是我必須先等十五年。當我離開藝術學校的時候我不知道哪裡可以讓我拍片，我不能在英國拍，所以我申請去了紐約大學，但我只待了三個半月，我討厭那裡於是就又回來了。我對他們拍片的方式沒有任何期待，他們不讓我把攝影機丟到空中再接起來，因為這不合常規。

S&S：從你五年前有這個想法之後，這部影片又有了進一步的政治共鳴。

SM：奇怪的是，像這樣的故事不斷地在發生，過去和現在都存在。很多人看這部片會覺得這種事是發生在很遙遠的國家，不知道其實這就發生在自家後院。這是個被掃到地毯下的故事，已經過了二十七年，是該有人把地毯掀起來讓大家看看是怎麼一回事。

S&S：你會再拍其他的電影嗎？

SM：我現在還沒有任何想法。我並不著急。別人給了我很多劇本，看這些劇本感覺就跟相親沒兩樣。如果我拍了下一部；這就像戀愛一樣，你不知道會在何時又是怎麼發生的。


譯註1：英國著名喜劇表演團體，於1969到1974年製播了四季電視影集，1975推出影史經典《聖盃傳奇》(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影響了後來許多喜劇作品，知名導演Terry Gilliam也曾是其中一員。

譯註2：英國頗具影響力的公共電視台第四頻道，為本片的出資者。

譯註3：這裡指的應該是《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裡兩人的對手戲。

由于本片牵涉英国，爱尔兰和北爱之间的关系，如不了解背景，很难理解，在网上找到一篇介绍北爱和平军的文章，作为背景介绍，以助影迷。


    “我不能相信今天的新闻，我无法闭上眼让它消失。这歌还得唱多久？破碎的瓶子在孩子们的脚下，死尸横布小巷。但我听不到激战的呼号，它逼得我无路可走。星期天，血腥的星期天。”U2乐队的《血腥星期天》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北爱尔兰的伤心往事。
    197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德里（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英国政府在北爱实行不经审判便可拘禁的政策。游行人群与英国派驻当地的军队陷入僵持，最终，军队中有人开枪，13名天主教徒被枪杀。而根据当时英国政府内消息人士的透露，开枪的英国士兵中没有一人因此受到惩处。此举大大激怒了爱尔兰共和军，以德里事件为转折，他们的目标从“保护北爱的天主教派社区”逐渐转向了“把英国人赶出去”。
追求独立创建民族武装
    爱尔兰共和军是北爱尔兰天主教派最大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分布于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总部设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军的历史要从1919年说起，它的前身是主张“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爱尔兰义勇军，后经由改编成为爱尔兰共和军。十二世纪下半叶，在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和亚历山大三世的默许支持下，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入侵爱尔兰。以此为起始点，爱尔兰步上了一段漫长的寻求独立的道路。1921年12月，英国与爱尔兰签订条约，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权，但北方6郡划归英国。及至1937年爱尔兰建国后，这种割裂的局面也没有改变。北爱尔兰成了一片纷争不断的是非之地。
    起初，北爱尔兰问题更多是以一种宗教对抗的面貌出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主教徒占了北爱人口约1/3，但依据英国法律，他们在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地位均明显低于新教徒。主张回归爱尔兰的天主教派与亲英的新教派间暴力冲突不断，英国政府以此为由，派军队入驻北爱地区。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原本已处于基本解体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军重又积聚起了人气。
政见不同导致内部分裂
    新芬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成立于1926年，它反对与英国妥协，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求爱尔兰的独立和统一。1969年12月，由于党内人士在寻求统一爱尔兰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新芬党分裂为“正式派”和“临时派”。相应的，爱尔兰共和军也分成了两支。“正式派”的爱尔兰共和军提倡以合法手段搞斗争，而“临时派”则主张用更激烈的手段实现统一，并在爱尔兰设有多处训练基地。一般说来，人们口中的爱尔兰共和军指的便是“临时派”的爱尔兰共和军。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北爱地区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间的暴力对抗已趋白热化，每年都有数百人因此丧生。而爱尔兰共和军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以一种危险的面目示人。1978年2月，他们在贝尔法斯特用燃烧弹袭击了一家旅馆，12人在烈火中丧生，现场状况堪称惨烈。几个月后，曾策划了印巴分治方案的英军名将蒙巴顿在一次与朋友游船庆祝时，游船发生爆炸，所有参加派对的人无一幸免。事后，警方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有预谋的爆炸袭击。
监狱绝食斗争震惊世界
    爱尔兰共和军热衷于以各种暴力形式向英国政府示威，为此，该组织曾一度被归入英国的犯罪组织黑名单。而在监狱的大墙内，这种对抗的意味也是愈发浓厚。在1976年前，被捕入狱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得到的是政治犯待遇，但从那年开始，他们不仅只能以普通囚犯身份待在牢里，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到一些不人道的对待。
    为了抗议这一政策，被关押在梅兹监狱里的共和军成员先后组织了“毛毯抗议”和“秽物抗议”。1981年，绝食接力行动在高墙内浩浩荡荡地展开，此后，有10名爱尔兰共和军的入狱人员先后死于绝食，其中就包括共和军重要人物博比·桑兹。
    在绝食接力行动开始后的第40天，桑兹在北爱一个以天主教徒为主体的选区的补缺选举中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尽管英国议会慌忙立法，宣布服刑人员不得参与竞选，但桑兹的议员身份已不容剥夺。这个戏剧化的突变让梅兹监狱声名大噪，包括美国议员、爱尔兰共和国议员、罗马教皇特使、欧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等或去狱内劝说，或去唐宁街10号走动，希望能当个和事老。不过，他们全都无功而返。一方面，英国政府始终态度强硬，“如果政府妥协的话，一直不消停的爱尔兰共和军一定会得寸进尺”，而另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的声势大涨，北爱地区的爆炸活动激增。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平民都会拿着自制的燃烧弹袭击英国驻派当地的士兵。
    这起轰动的绝食事件先后持续了7个月，对英国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冷漠态度，使得国际社会上响起了强烈的抗议声。


共和军“卧底风云”

    从爱尔兰共和军行动部负责人到新芬党高级领导人，居然都是遭英国政府策反的卧底！共和军内部的这场“卧底风云”实在是扑朔迷离，令人瞠目。

潜伏25年 “赌剑”特享“杀人执照”
    因内讧而被人掀了底牌，对超级间谍而言，这样的结果不够唯美，却贴近真实。
    在神秘地隐去踪迹前，弗雷迪·斯卡帕迪奇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行动部的负责人，是一个被英国政府形容为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头领形象。但到了2003年5月10日，当爱尔兰媒体爆料斯卡帕迪奇实为英国情报部门安插于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超级间谍，而且已经潜伏了25年后，人们才有了一个机会去了解真相。
    斯卡帕迪奇就像是现实中的“007”，甚至他被赋予的特权已经超过了光影世界中的那位英国超级绅士——为了掩人耳目，在必要时可以“合法”杀人。斯卡帕迪奇的代号是“赌剑”，于1978年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但很快就被英国情报部门策反，开始了漫长的潜伏。为了能帮助斯卡帕迪奇在爱尔兰共和军内部获得信任并稳步上位，英国政府可是押上了大筹码：在其身份暴露前的25年里，他曾先后实施了超过40次的谋杀和暗杀活动，倒在其枪下的既有英国警官、士兵，也有普通民众。
    斯卡帕迪奇的晋升之路是由许多人的鲜血染就的，英国政府默许支持且秘而不宣，但最终却因为一次小小的吝啬之举而弄得满城风雨。愤怒的告密者是一个代号为“富尔顿”（告密后化名为马丁·英格拉姆）的间谍，早年英国情报部门为了劝其打入爱尔兰共和军内部并为已效力，曾许下诸多承诺，其中就包括万一身份暴露，英国政府将护其周全，并保证他能过上富足的新生活。
    “富尔顿”是一位出色的间谍，为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不少有用情报，当他感觉自己已受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怀疑后，就迅速撤回了伦敦。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初的美好承诺居然落得推诿下场。多次交涉无果后，得不到安全保障的“富尔顿”把“赌剑”斯卡帕迪奇的秘密捅给了媒体。
    在超级间谍身份被曝光前的四五个小时，斯卡帕迪奇及其家人乘坐着挂有特殊牌照的轿车从爱尔兰首度都柏林悄然遁去。后来据英国情报部门的一位资深人士透露，为了这次安全撤离，他们总共调用了60余名精英特工，以接力的方式先后换了12辆车后才终于将斯卡帕迪奇一家安全送抵伦敦。当然，这只是英国善后工作的开始。
    随着“赌剑”身份的暴露，英国政府被置于一个尴尬位置。为了保证超级间谍的身份不暴露不惜牺牲无辜民众，这样的做法激起了民愤。在“见死不救”、“故意激化矛盾”的质疑声中，英国政府用以充作挡箭牌的“国家大义”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新芬党官员则愤怒地表示，“这样看来，北爱地区和英国的许多恐怖事件其实都是英国政府进行的黑色宣传伎俩，他们的间谍制造了血案，然后把账算到我们的头上！”而另一个更让英国情报部门大感头痛的问题就是，这起内讧事件令其他的潜伏者人心惶惶，纷纷出逃。

 

再曝猛料 富尔顿导演真假“无间道”


    “赌剑”的身份大白天下，但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富尔顿”并没有到此为止。2005年12月16日，“赌剑”曝光后的第二年，新芬党高级领导人丹尼斯·唐纳森公开承认，自己是英国政府安插在新芬党内的卧底。彼时，距离唐纳森在新芬党内崭露头角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不过，随着马丁·英格拉姆（“富尔顿”告密后的化名）又一次跳将而出，新芬党内的另一个大人物——马丁·麦吉尼斯也被牵扯了进来。
    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谈判中，马丁·麦吉尼斯是新芬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并且他还曾担任过爱尔兰共和军临时领袖。英格拉姆之所以敢将矛头指向麦吉尼斯，是因为他手头掌握着一份秘密手抄本，其中记录了一位军情六处的情报官员与一个代号为“J118”的间谍的对话，而麦吉尼斯的某些经历与“J118”又恰好有某些重合。当时人们的看法是，丹尼斯·唐纳森的突然坦白似乎是为了替某些大人物打掩护，而比他更大的人物，包括麦吉尼斯在内屈指可数。
    不过，麦吉尼斯的仕途似乎并没有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后除了他本人站出来澄清外，新芬党也就这一事件进行了辟谣。2007年，北爱地方自治政府正式恢复行使自治权，麦吉尼斯出任北爱新政府的第二部长，而在去年6月的选举中，他又连任成功。麦吉尼斯是否掺和到了无间风云里，似乎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明了。那么，这是否为一出英国人导演的未能成功的反间计呢？
    2006年4月，因为不明原因坦白了间谍身份的丹尼斯·唐纳森被人发现在爱尔兰西北部的私人别墅中遇害，死因是头部中枪，并且身上有受到拷打的痕迹。尽管爱尔兰共和军否认对此事负责，但人们依旧不免在两者间产生联想。如果间谍和卧底都可能遭打击报复，那为什么更早曝光了身份且不怕出风头的英格拉姆始终安然无恙？而且后来还正儿八经地完成了“赌剑”传记的手稿，打算靠笔杆子赚钱？而英国政府对他的态度也可谓宽容，除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赌剑”传记手稿取走外，再也没什么大动作。
    从这一点来看，也无法排除英格拉姆后来又和英国情报部门达成某种交易，并抛出反间计的可能。

漫长的和平自治之路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那是爱尔兰共和军活动最频繁的一段时间。枪声、爆炸声以及燃烧弹摧残的痕迹总是提醒着生活在北爱尔兰的人们，两方势力的拉锯究竟给他们带去了怎样的影响。人们会在自家房屋的外墙上画上爱尔兰国旗或者是英国国旗，以此表明立场；宗教信仰“隔离”出了不同的活动区域；游行人群与英国军警的对峙成了司空见惯的一幕。北爱尔兰被笼罩在了一片惶惶不安中。
    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推进可谓一波三折，而在这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被人称为“北爱尔兰共和军政治代表”的新芬党。自成立之日起，该党派便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谋求爱尔兰的独立和统一。也正是通过与英国政府的拉锯，目前新芬党已是北爱地区的第二大政党。与爱尔兰共和军类似的是，新芬党成立得也很早（1926年），但真正凝聚起力量却是北爱地区的宗教对抗日趋激烈之后。
    1968年8月，“北爱尔兰民权协会”举行了第一次要求公民权利的和平游行。在那次声势浩大的游行中，部分参与者与警察和新教徒发生激烈冲突。之后的发展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一年间，北爱地区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而随着英国派军队进驻北爱，当地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1972年，北爱地方议会的活动被暂停，由英国实行直接管辖。次年，北爱选出了新的议会，并筹组起第一个由亲英“温和派”分掌权力的地方联合政府。也就是在那一年，北爱地区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就北爱归属问题表决。结果，占到了当地多数人口的亲英的新教派果然占得上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坚决主张脱离英国，以实现南北爱尔兰统一的新芬党人强势出现。
    1983年，新芬党在西贝尔法斯特议会选举中获胜，亚当斯成为该党领导人。同年12月，英国与爱尔兰共同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唐宁街协议”，成为北爱和平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也就是在协议签署后的第三年，此前一贯强硬的新芬党终于稍稍改变姿态，提出了“节制政策”的主张。
    停火缴械还是负隅顽抗，对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代表新芬党而言，这的确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于是在北爱和平进程启动后，进与退间的纠缠便成了耗时颇费的一项常规表演。1995年下半年，新芬党与英国政府、北爱统一党在如何处置共和军武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北爱和平进程陷入僵局。次年2月，在爱尔兰共和军停火长达17个月后，伦敦发生一起爆炸袭击事件，两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就在爆炸发生前，共和军刚刚宣布停火结束。英国政府的回应则是，向北爱地区连续两次增派军队。
    不断对峙，不断僵局，直到1998年4月，北爱和平进程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北爱和平谈判主席乔治·米切尔在贝尔法斯特宣布，经各方不懈努力，终于达成了一项旨在结束长达30年流血冲突的历史协议《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协议涉及内容包括裁军、释放准军事组织的在押人员、建立英爱联合政府等。
    1999年12月2日，北爱历史上第一个由原先对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开始运作，标志着英国政府对北爱长达27年的直接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当日，爱尔兰议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决定正式放弃对北爱尔兰长达几十年的领土要求。

 

真爱尔兰共和军：驱之不去的暴力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订后，新芬党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一定支持，比如该党可享受在北爱地方政府中的津贴。而在每年为爱尔兰移民所举行的圣帕特里克节活动时，新芬党领导人还会受到美国白宫的邀请。作为北爱和平谈判过程中的新芬党标志性人物，马丁·麦吉尼斯则连续两届当选为北爱新政府的第二部长。一切似乎在慢慢地向和平靠近，但还是有一些极端强硬分子不肯放下手中的武器，走上了另一条路。
    真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于1997年，成员多是从爱尔兰共和军内部分裂出来的极端分子，他们反对与英国政府达成任何形式的停火协议。在爱尔兰共和军逐步卸下武装后，这群极端分子开始在北爱地区及英国制造袭击事件。
    1998年，真爱尔兰共和军在北爱小镇奥马制造了一起汽车炸弹袭击，有29人因此丧生——这起事件堪称是北爱历史上最恶性的恐怖炸弹袭击案。也正是经由这次惨痛的袭击，真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2001年3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中心外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事件。这枚炸弹是被人放置在一辆停放在电视中心外的出租车内，当时车内空无一人。而就在之前的两周，在距BBC大楼不远的后备军办事处也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当时一名14岁的学员拾起了被伪装成火把的炸弹，结果被炸断一只手且双目失明。英国警方经过调查，宣布这些事件均为真爱尔兰共和军所为。
    此外，就在今年3月，两名驻防在北爱的英国士兵在军营门口遭枪击身亡，枪手同时还射伤了现场其他4名受害人，其中包括2名英军。此后，真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与“临时派”共和军相比，现在这群依旧全副武装的极端分子显然更具杀伤力。
    今年8月5日，爱尔兰释放了被关押的最后两名“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该二人曾于1996年的一次行动中杀害了一名爱尔兰运钞警卫，并已因此入狱12年。在英国政府放弃引渡诉求后，他们二人得以被提前假释出狱。
    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武装已经四年，但是在这片土地上，还有真爱尔兰共和军、延续的爱尔兰共和军等极端组织，恐怖和暴力的阴影何时才能彻底消失，这个问题依旧很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