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试非常简单，不管是谁，只要拥有一张《非凡的故事》（Historias extraordinarias）的DVD就可以做。只需邀请您的朋友到家里来观看这部2008年的阿根廷电影的开头：一个全景镜头——一条乡村小路上，可以看到一辆车从远处驶来，随后是另一辆，同时一个旁白声音向我们讲述着有什么事情可能正在发生。四小时二十分钟后，您的朋友仍然在您家里，被这部超长的低成本电影的叙事力量所吸引，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标志着本世纪初以来一种内敛深沉的、将虚构情节极简化的电影创作趋势的终结。最初定义潘佩罗电影小组（El Pampero Cine）的，正是这种对虚构的热爱；他们由四位成员组成：马里亚诺·利纳斯（Mariano Llinás），阿列霍·莫吉兰斯基（Alejo Moguillansky），劳拉·西塔雷拉（Laura Citarella）和奥古斯丁·门迪拉哈苏（Agustín Mendilaharzu）。这些人的名字在法国正在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凭借2017年上映的《花》（La Flor）与去年上映的《迷雾中的她》（Trenque Lauquen），利纳斯与西塔雷拉的名字更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尽管阿列霍·莫吉兰斯基执导了不少电影，但它们只在一些特殊场合中才能被看到，比如入选2019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金钱至上》（Por el dinero）、以及2022年在由《电影手册》与蓬皮杜中心合作举办的“电影如何？”（« Le cinéma comme il va »）项目中放映的《卖火柴的小女孩》（La vendedora de fósforos）。无论如何，这些电影都近乎狂热地、非常阿根廷式地享受着世界文化，无论是音乐、戏剧还是（尤其是）文学——在这方面博尔赫斯和爱伦·坡是永恒的参照。门迪拉哈苏执导的电影《克莱门蒂娜》（Clementina）（在2023年的首届巴黎拉丁-美洲电影节〔festival CLap, Festival de Cinéma Latino-américain de Paris〕中获奖）则正好利用了疫情的隔离时期，探索在日常家庭环境中可能涌现的创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所有影片都基于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将电影与世界、友谊与合作、艺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各个层面上对创作进行水平化（horizontale）：电影拍摄既不凌驾于生活之上，也不低于生活之下，严格来说，所有参与拍摄的人都是电影的作者。
西塔雷拉：我被聘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在这里每个人都能以一种相当自然和有机的方式找到自己在团队中真正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技能。那时我正在拍一部短片（编者注：即2008年的合集电影《简短的历史》〔Historias breves〕的一部分，由INCAA〔Incaa，Instituto Nacional de Cine y Artes Audiovisuales，类似于法国的CNC〕制作）。我试图在其中采用一些在《非凡的故事》中测试过的制作理念（小团队制作，采用更具合作性的工作方式），但想要摆脱这个项目金字塔式的等级模式并非易事。不过相反，我可以将许多来自电影工业的想法导入到潘佩罗小组的工匠式结构中。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运转机制更开放、更易于重塑和转变，而传统模式则不允许这种情况。我意识到，制片对我来说的魅力就在于实验：每一个项目都会创造一种特别的制作模式。
西塔雷拉：在潘佩罗，我们赋予被认为“无用”的时间以价值。我们的角色花时间去观察和倾听，这两者都是令人生畏的电影挑战。这种漫游形成了一个潜力无穷的虚构源泉，我们首先在《非凡的故事》中，然后在《奥斯坦德》（Ostende）《花》《金钱至上》《迷雾中的她》中对其进行探索。从《奥斯坦德》到《迷雾中的她》，我们某种程度上追随着同一角色分别在30岁和40岁的生活，一位不断编织着幻想和假设的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在这些人物的经济学和我们组织的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联系：正如我们的项目一样，他们不受生产力要求的束缚。在《狗女》（La mujer de los perros）中，主人公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与我们从边缘开始生产的理念十分相似。《迷雾中的她》的基础也是这种在时间中边缘化的栖息方式：电影被拍摄且再拍摄，剪辑且再剪辑，被重制、被重新发明。这种制作上的灵活，这种在探寻过程中对时间的“浪费”，造就了我们电影的独特性，也造就了它们的工艺和叙事的独特性。
西塔雷拉：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在他的《反“电影百年”宣言》（Anti-100 Years of Cinema Manifesto, 1996）中谴责了一部电影既要花费大量资金又要带来最大限度的收益这一观点；最早的电影更多地是关于发明，关于创造原型。当然，拍摄电影至少需要一个最小的组织来满足团队的需求并管理设备。但是认为一部电影——即便是作者电影！——没有百万欧元就拍不了，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荒唐的想法。
无作者原则
利纳斯：安德烈·巴赞在一篇文章《罗伯特·布列松的文体学》（编者注：« La stylistique de Robert Bresson », Cahiers n° 3, Juin 1951）中对《乡村牧师日记》（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的讨论让我印象深刻。他全文都在阐述这为什么是一部纯粹布列松式的电影，以及布列松如何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改编贝尔纳诺斯（Bernanos）的文本，仿佛这就是一整个现实，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一种来源。我观看这部电影时并没有这种感觉，但观看《圣女贞德的审判》（Le Procès de Jeanne d’Arc）时，我立刻确切地认出了他所说的东西——仿佛巴赞在前一部电影中就已经能显而易见地想象出布列松十年后会拍的作品一样。当你们《电影手册》谈论我们的电影时，我觉得你们在讨论十年后的东西。“《迷雾中的她》和《花》之间并没有交叉”，你们本来可以这样写，但这种交叉却可能会发生在那些我们还没有完成的电影之间。用个不太高雅的比喻来说，漫威的电影之间就有这一点，我承认我觉得这相当有趣，这些电影之间的互动就像是“不列颠传奇”（“matière de Bretagne”，指一系列的骑士传奇文学，以亚瑟王的故事最为著名）。另一个例子是费亚德（Louis Feuillade），他每天为连续剧拍摄的场景多到无法想象，几乎像疯了一样。然而，这些连续剧中有许多创新正是这种无限度工作的成果。很多时候，正是电影开始拍摄后导演才明白自己原本想要做什么。而我们通过让自己受材料自身的引导，在一切收束之前，在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理解的方式。这就对“作者”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Le Procès de Jeanne d’Arc (1963)
西塔雷拉：我们与阿根廷独立剧团有很多共鸣，其中一些是潘佩罗小组“大家庭”的成员，并出演了我们的电影（编者注：例如，《花》的主角就是 Piel de lava 剧团；还有 Luciana Acuña、Walter Jakob 和 Constanza Feldman 等，他们都是港城文化〔porteño〕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们节俭的工作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采取的所有组织形式都是为了尊重创作者的生活。
莫吉兰斯基：你从来不会听到潘佩罗小组的成员使用“我的项目”、“我的摄影师”、“我的演员”这样常见的表达。我们制作电影，我们一起工作；导演（metteurs en scène, 直译为场面调度者）和作者（auteur）的概念有着微妙的区别。垂直性被一种团队运作所取代，就像在闹剧（slapstick）时代那样。因此，我认为没有比我们更纯粹的电影制作模式了：大家每天一起面对素材，看看我们能创造出什么。我有一个迷信：在我执导的每一部电影中都要引用罗齐耶（Rozier）的一个镜头。他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激进、但同时又纯粹有趣而滑稽的漂移（dérives）再次印证了我的信仰：实验（expérimenter）应该成为一种大众艺术，一场狂欢节表演，其中的体验——在魔法的意义上——可以创造一种观众。
电影上半部一直在讲述寻找劳拉的故事，一个带着自恋和想当然的男性视角；而下半部则是一个女性视角下劳拉的故事。上半部的疑问在下半部不仅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又引来新的疑团。但最妙的是，你不会感觉导演在故弄玄虚，而是会享受这种很有文学性的体验。
比如上部中劳拉无意间发现了一段上世纪60代的情事，而线索则是来自于图书馆藏书中的信件。由此劳拉和同事奇乔开始一场寻信畅想的冒险之旅，而信件中的女主人公卡门的形象在此后不断发现的线索也越来越丰满。
互相读信的过程像是在写一本爱情小说，文学意味很浓，最有意思的是劳拉还幻想了卡门的心理活动，补充了她怀孕之后四处游荡的故事，至于她为什么这样做，以及腹中女孩如何回到父亲身边，则一概不解释。
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劳拉想要的生活：出走，去新的天地自由自在。这也呼应了她之后“逃离”的举动。
上半部是充斥着回忆和幻想，不断的用插叙和倒叙来丰富故事，其实还算是好理解。
下一部风云突变，故事走向越来越迷，甚至诡谲不可测。比如劳拉在哪？干什么去了？同性伴侣的来历？为何又逃走？谁在抓她们？她们养的“它”是谁？一切一切都没有答案。这就好像卡夫卡故事里的主角k先生，永远进不去城堡，永远不知道里面的大人物是谁，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干什么。
或者说寻找劳拉也是一场等待戈多，没有结果，但这种过程却非常迷人。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个很卡夫卡式的或者贝克特式的故事，甚至还可以想到博尔赫斯。由此它的文学性让观影体验变得更有趣味，更有反思的厚度。
换句话说片子在绝大部分时候更像是一本小说，而片中的结构也是章回体来呈现，你从哪一章翻起都是一个新的故事。
直到电影最后大概10分钟，画幅突然从一个4:3？的传统电视画幅变成了一个2.39:1？的宽银幕画幅。
我理解为故事的载体从小说转换为了“电影”，更有质感，色调都带着一丝油画气质。
同时我还理解为这也是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穿越：即人物从现实中逃离到电影中去，从政府不作为的小镇出走到一个乌托邦中，从生活的琐碎挣脱到一片田园牧歌式世界。
导演不惜余力去展现劳拉漫无目的的游荡，宛如苦行僧 吟游诗人那样，直到最后一个摇的长镜头，她乍然消失，宛如之前不存在了。
如果把她的消失单纯解释为大家的幻想显然是敷衍的，她是存在的，只不过她就像那个戈多，大家都认识她，但就是没有等到她 找到她。因为她在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可能。
最后那种很电影化的影像色调跟前面新闻片的色调完全是不一样的。最后是更梦幻的，更理想的，更田园的。
这是劳拉的一种精神行为的跳脱，或许她无法逃脱卑劣琐碎的现实，但是她可以去畅想，去梦游，来实现自己真正的独立觉醒。
电影4个半小时，我并没有觉得疲惫，反而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喜欢那种缓慢奇异的节奏，喜欢回忆和幻想交织的语调，喜欢日常对话情诗般的文学性，喜欢细节堆砌章回结构的趣味。
或许我喜欢的就是电影中种种不可解释的一切，神秘莫测又迷人万分 。
《迷雾中的她》由阿根廷新锐女导演劳拉·奇塔雷拉编剧兼执导，她是阿根廷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我想我不会把这部电影推荐给所有人，因为很难预期你的观影体验会是美妙的还是糟糕透顶，有的观众会认为它艰涩无聊，这是自然的，我自己在看完上部的时候也仍然不能确定我是否喜欢它，直到我看完下部。上下两部分加起来时长超过四个小时，由八个篇章组成，这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影片的讲述方式和氛围营造特别像小说，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影像小说来阅读，其文学性也是造成它迷人或恼人的部分原因。
到了下部电影，才完全调换视角，从女性的口中叙述，我们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两者的分野就像毫无可能对接的频率一样分明。在劳拉的眼中，她似乎一秒钟都没有成为上部男士们眼中的劳拉，她没有日常琐屑的烦恼，她只是在被一种更广阔更难以名状的自我解放所吸引，她寻找卡门之后，又发现一条关于湖中怪物的新闻，她寻找未命名的野花，又发现一对充满爱意却行踪神秘的同性伴侣，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不断发现更多问题，这个谜团像是越找越迷茫了，但从劳拉的眼神中我们发现，她似乎是越找越坦然了。电影下部依然使用寻找者的视角来叙述，只是这个寻找者是上部中的被寻找者劳拉。两部分就是在这样的多重嵌套中完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之美，如果你仔细看还会发现很多处。
历史上是否也曾有很多这样谜一样的女人，她们是在逃离什么，追寻什么，也许没有人真正了解，也没有人真正在乎，大多只是在主观叙述中留下一个「她疯了」的注脚。裸骑的戈黛娃夫人、写自传的柯伦泰、书信里的神秘女人、主动消失的劳拉……她们是如此不同的女人，却又说着相通的语言，构成一张巨大的女性网络，这张网上搭建起千千万万个「她」与「我」之间的桥梁——「她」既是「我」，「我」是「我」，「我」亦是「我们」。这些女人可以是同一个女人，女人甚至可以是那个湖中的怪物，怪物会因为周围环境不断变化形态，正如女人在周围人的叙述中不断被塑造，是缪斯、是妻子、是情人、是母亲、是魂牵梦萦的美人、是离家出走的疯子，却没有人真正见过她的本来面目。
这部电影又让我想起了阿涅斯·瓦尔达的《天涯沦落女》，她们有着相似的底色。不过《迷雾中的她》显得更加思绪万千和包罗万象，上部带有一种推理解谜和公路电影的趣味，下部又有一种小镇怪谈和拉美魔幻现实的质感，上下部所牵涉的话题非常非常多，涉及女性主义、性别视点、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社会体系与个体自由、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是否可能等等，这部电影还完成了一个现代电影工业少有的成就——如何在完全不做特效的情况下纯靠叙述来塑造一只最引人入胜的怪物。看完之后你甚至会对另一位劳拉——镜头背面的导演劳拉，产生浓厚兴趣，想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迷雾中的她》是如此地独立于主流电影体系，就像这个谜题本身一样迷人。
[个人公众号：老直啊 / 个人播客：不直岛]
《电影手册》2024年3月刊
原标题：L’ODYSSÉE D’EL PAMPERO: De Historias extraordinarias à Trenque Lauquen
采访者：Fernando Ganzo / Élodie Tamayo / Marcos Uzaln受访者：Mariano Llinás / Alejo Moguillansky / Laura Citarella / Agustín Mendilaharzu
翻译：Théo / emfrosztovisn一校：夏萝n二校：Mavisn三校：Rosetta
排版 / 唯唯n封面设计 / 脆脆鲨
全文约9600字 阅读需要24分钟
这个测试非常简单，不管是谁，只要拥有一张《非凡的故事》（Historias extraordinarias）的DVD就可以做。只需邀请您的朋友到家里来观看这部2008年的阿根廷电影的开头：一个全景镜头——一条乡村小路上，可以看到一辆车从远处驶来，随后是另一辆，同时一个旁白声音向我们讲述着有什么事情可能正在发生。四小时二十分钟后，您的朋友仍然在您家里，被这部超长的低成本电影的叙事力量所吸引，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标志着本世纪初以来一种内敛深沉的、将虚构情节极简化的电影创作趋势的终结。最初定义潘佩罗电影小组（El Pampero Cine）的，正是这种对虚构的热爱；他们由四位成员组成：马里亚诺·利纳斯（Mariano Llinás），阿列霍·莫吉兰斯基（Alejo Moguillansky），劳拉·西塔雷拉（Laura Citarella）和奥古斯丁·门迪拉哈苏（Agustín Mendilaharzu）。这些人的名字在法国正在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凭借2017年上映的《花》（La Flor）与去年上映的《迷雾中的她》（Trenque Lauquen），利纳斯与西塔雷拉的名字更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尽管阿列霍·莫吉兰斯基执导了不少电影，但它们只在一些特殊场合中才能被看到，比如入选2019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金钱至上》（Por el dinero）、以及2022年在由《电影手册》与蓬皮杜中心合作举办的“电影如何？”（« Le cinéma comme il va »）项目中放映的《卖火柴的小女孩》（La vendedora de fósforos）。无论如何，这些电影都近乎狂热地、非常阿根廷式地享受着世界文化，无论是音乐、戏剧还是（尤其是）文学——在这方面博尔赫斯和爱伦·坡是永恒的参照。门迪拉哈苏执导的电影《克莱门蒂娜》（Clementina）（在2023年的首届巴黎拉丁-美洲电影节〔festival CLap, Festival de Cinéma Latino-américain de Paris〕中获奖）则正好利用了疫情的隔离时期，探索在日常家庭环境中可能涌现的创意。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所有影片都基于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将电影与世界、友谊与合作、艺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各个层面上对创作进行水平化（horizontale）：电影拍摄既不凌驾于生活之上，也不低于生活之下，严格来说，所有参与拍摄的人都是电影的作者。
当然，在阿根廷丰富的电影制作体系中（每年约200部长片，其中很少有片子进入法国院线），潘佩罗电影小组的电影代表着一个孤立且小众的区域：自由制作，长短不一，通常独立于公共资助。我们之所以将这个小组的采访置于首页，是因为他们思考工作与电影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根本问题，后者逐渐被人们遗忘，因此显得尤为宝贵。将其视为一种革命性的思考和实践方式并非毫无道理。正如任何革命一样，它比自己所改变的对象走得更远。通过讲述他们的电影和集体运作模式，西塔雷拉、利纳斯、门迪拉哈苏和莫吉兰斯基实际上在讲述关于电影的一切——他们讲述着重要而不同寻常的事。
—— 费尔南多·甘佐（Fernando Ganzo）
“阿根廷新电影”时期
利纳斯：创立潘佩罗电影小组的想法诞生于我眼中阿根廷电影史最辉煌的时刻。这辉煌不在于那些“新阿根廷电影”作品本身，而是在于它们所传达出的希望。1990年代，旧阿根廷电影已经完全消失，但新电影却迟迟未到。我们当时在电影学院学习，知道一场新的浪潮将会到来，它将由学生发起。这意味着要对抗国家电影，对抗以前的电影，对抗老式的电影。与我们的榜样——追随着雷诺阿（Renoir）或贝克（Becker）脚步、发起新浪潮的《手册》年轻评论家们——不同，我们是孤儿，没有先辈可以追随，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列昂纳多·法维奥（Leonardo Favio），阿道夫·阿里斯塔里安（Adolfo Aristarain），仅此而已。马丁·赫特曼（Martín Rejtman）最初的几部电影被认为是全新的作品，这一代人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时期进入电影行业，正是那时，潘佩罗小组开始萌芽。关于电影应当是什么、应当怎么制作，我们曾经与一些重要人物如昆丁（Quintín）（编者注：电影批评家，曾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BAFICI〕主席，曾多次撰文于《手册》）进行过大量且激烈的讨论，他们自己也在为这场革命做出设想并为之投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认为我们正是这些讨论的最有抱负的成果。
莫吉兰斯基：我在电影学校遇到了马里亚诺·利纳斯，当时我正在为一部35毫米的业余电影做准备。这部电影用废片拍摄，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进实验室（labo）剪辑。我对电影的想法还很不清楚，随时都快要分崩离析（presque déliquescent）。但马里亚诺则有一种眼光，要拍摄与当时电影对立的事物，也就是要反抗发端过后的阿根廷新电影，后者中奠基性的作品包括亚德里安·卡泰诺（Adrián Caetano）和布鲁诺·斯特纳洛（Bruno Stagnaro）1988年的《披萨，啤酒与香烟》（Pizza, birra, faso），以及巴勃罗·特拉佩罗（Pablo Trapero）1999年的《半天吊》（Mundo grúa）。2001年，昆丁委托我们拍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纪录片。我们像一群吹牛大王，肆无忌惮，但又带着充沛的想象力和坚定的评判标准，抓住这个机会发表自己对电影的看法，无论多么挑剔、多么刻薄，但都是从电影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创作着电影。这种批评和创作的连接，对我来说，与潘佩罗电影小组的发端、与其在话语和美学上的原则都息息相关。
西塔雷拉：潘佩罗拍摄第一部电影《海滩度假胜地》（Balnearios）的时候，我还不是小组的一员。当时马里亚诺是我的大学老师，我正处在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毕业后，潘佩罗电影小组对我来说成为了一种工作形式，在电影产业这方面为我增添了最初的制片经验。我在这两极之间来回，能够获取到截然不同的方法，这是非常有益的。
门迪拉哈苏：加入潘佩罗电影小组之前，我在纪录片领域积累了许多经验，不仅学会了一些技能，而且获得了一种直觉，即我们必须同时捍卫现实与镜头，摄像机必须追寻某种东西，某种完全独立于那些可被引导再现的事物之外的东西。换句话说：这和我们在电影学校所学的东西完全相反。《非凡的故事》的拍摄像是一个实验室，我们可以将各自学到的东西全都付诸实践，这些东西理论上仿佛并不足以制作一部长片（long métrage），更别说这样一部电影了。
西塔雷拉：我被聘为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在这里每个人都能以一种相当自然和有机的方式找到自己在团队中真正的位置，发展自己的技能。那时我正在拍一部短片（编者注：即2008年的合集电影《简短的历史》〔Historias breves〕的一部分，由INCAA〔Incaa，Instituto Nacional de Cine y Artes Audiovisuales，类似于法国的CNC〕制作）。我试图在其中采用一些在《非凡的故事》中测试过的制作理念（小团队制作，采用更具合作性的工作方式），但想要摆脱这个项目金字塔式的等级模式并非易事。不过相反，我可以将许多来自电影工业的想法导入到潘佩罗小组的工匠式结构中。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运转机制更开放、更易于重塑和转变，而传统模式则不允许这种情况。我意识到，制片对我来说的魅力就在于实验：每一个项目都会创造一种特别的制作模式。
利纳斯：劳拉的加入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拍出我们的电影。是她找到了制作《非凡的故事》的方法。多亏了她，我们才可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门迪拉哈苏：从前我担任摄影指导时，总是感到专业主义很吓人：发号施令、追求个人魅力、绝不表现疑虑。如果没有我们小组水平的（horizontale, 与前文同）、甚至业余式的结构，在其中技术上的极度不确定性与一种极度远大的抱负并存，我永远也不可能拍出电影来。
西塔雷拉：我们改变技术方向，并将其转化为适应我们电影的工具，这与更传统的制作方式相反，后者以必须使用特定的摄像机、指定的演员阵容、预先设计的音效，从而达到标准化的时长为前提。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同的听电影与看电影的方式，预设了一种新的制作伦理。这意味着没有“老板”（没有固定的流程，没有那些占有电影并强加指导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分配资金，严格控制开销（例如没有化妆师）；这也意味着互相教学，每个人都掌握多项技能。潘佩罗电影小组成立于一个INCAA的运作方式受到质疑的时期。但注意：我们始终捍卫这个机构的存在，也认为有必要在整体上支持阿根廷电影产业。我们的抵抗在于质疑这个制度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更加水平和合作的工作形式是不受认可的。
利纳斯：我们之前喜欢说，阿根廷电影的整个根基严格来说都是错误的。我们是异见者、激进分子，我们的立场是挑衅的、怀疑的。我们从零开始，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去组织、去理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谈论电影比拍摄电影多得多。是《非凡的故事》定义了潘佩罗电影小组，并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作为团队的形象。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伟大战役，我们的胜利。
莫吉兰斯基：这是一个全面的项目，超越了单纯一部电影的范畴：我们希望重新发明电影创作的每一个阶段，去创造一个世界；十年后《花》在这方面达到了顶峰。我们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摇滚乐队的运作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在乐曲中进行一段solo。我们不断往返于现实和想象、记录和虚构、电影和世界之间，这对于理解潘佩罗小组至关重要，而《非凡的故事》在这方面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利纳斯：这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影。新阿根廷电影已经成了某种更主流的东西，人们期待着这个局面被突然间打破。我相信我们的电影达到了、甚至超出了预期。但是，所有当初赞扬它的评论家现在都已经放弃了评论；对它大加赞赏的所有人，没有一个看过《花》。我们从狂喜到被遗忘。仿佛对于他们来说，《非凡的故事》是一场最后的盛宴、一个活跃时期的封顶，接下来是时候上床睡觉了。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开始！
门迪拉哈苏：假如没有《非凡的故事》的成功，我们将无法继续下去。我们是一群多年来一直在筹备一部电影的年轻人，累计了成山的迷你DV和无尽的废片，人们不断地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么做的”。用这种方式拍摄电影被证明可行、得到认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幸运的是，它的根茎模式（format rhizomique）没有成为模板，《卡斯特罗》（Castro）遂即证明了这一点，它几乎是对《故事》的回应，许多方面都与其相反。
西塔雷拉：在潘佩罗，我们赋予被认为“无用”的时间以价值。我们的角色花时间去观察和倾听，这两者都是令人生畏的电影挑战。这种漫游形成了一个潜力无穷的虚构源泉，我们首先在《非凡的故事》中，然后在《奥斯坦德》（Ostende）《花》《金钱至上》《迷雾中的她》中对其进行探索。从《奥斯坦德》到《迷雾中的她》，我们某种程度上追随着同一角色分别在30岁和40岁的生活，一位不断编织着幻想和假设的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她越来越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在这些人物的经济学和我们组织的经济学之间存在一种联系：正如我们的项目一样，他们不受生产力要求的束缚。在《狗女》（La mujer de los perros）中，主人公不断寻找自己的生存方式、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与我们从边缘开始生产的理念十分相似。《迷雾中的她》的基础也是这种在时间中边缘化的栖息方式：电影被拍摄且再拍摄，剪辑且再剪辑，被重制、被重新发明。这种制作上的灵活，这种在探寻过程中对时间的“浪费”，造就了我们电影的独特性，也造就了它们的工艺和叙事的独特性。
门迪拉哈苏：劳拉意识到，我们的制作方式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离经叛道。也就是说，我们必在一切事情上保持节俭，但有时候也必须接受不合理的开支。比如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拥有我们工作机器的所有权，这样就不必去租用。这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形式。
西塔雷拉：这也与电影和我们生活的交织有关。那种在一段连续时间内完成电影制作的神话，将参与者的生活搁置一旁，表达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制作形式。我们的电影是随着生活进行而一起制作的，这就给时间赋予了另一种使用形式，也因此影响了我们的素材。在《迷雾中的她》中，怀孕的我成为了虚构世界的一部分；我的丈夫埃塞基尔·皮埃里（Ezequiel Pierri）扮演其中一个主要角色，而我们的孩子一出生便也在其中出演。毫无疑问，如果我的私生活和电影之间没有联系，我便不可能这样拍摄六年，这种私密氛围也就不可能存在。例如，意大利的场景来自于一次家庭旅行，当时我们决定将其记录下来。我们就这样处理它：一次家庭旅行，一台摄像机，一个模糊的想法——关于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名叫卡门·祖纳（Carmen Zuna）的女子之间的秘密爱情故事，由我和埃塞基尔出演。
利纳斯：在花费了十年时间制作我们体系的顶点《花》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专注于工作。在最初的十年里，潘佩罗电影小组制作的电影很少；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们制作了大量的电影。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电影作者大量涌现，但每个人的电影作品却寥寥无几。以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为例，他可能是当今最重要的电影作者：自2010年获得金棕榈奖后，他十四年间只拍摄了两部长片。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将电影视作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时，某种障碍就会消失。我们应该跳出“项目”的逻辑，如果你问我我现在在处理多少部影片，我会告诉你超过十部，并且我对每一部的进程了如指掌。
莫吉兰斯基：除了大量正在进行中的电影外，我们当前的挑战是面对一种新型的制作/合作模式，它必须与更激进的电影共存。这个繁忙的制作时期证明了在我们的运作中需要大量的专注和奉献，因为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有一刻我们意识到，一个大制作之所以能成为大制作，是因为它有时间，而不是因为有钱。制作模式决定电影语言，这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理论，而是事实。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做出有关制作的重要决策，知道应该该强调什么，决定谁来主导：时间？某位演员？金钱？
西塔雷拉：乔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在他的《反“电影百年”宣言》（Anti-100 Years of Cinema Manifesto, 1996）中谴责了一部电影既要花费大量资金又要带来最大限度的收益这一观点；最早的电影更多地是关于发明，关于创造原型。当然，拍摄电影至少需要一个最小的组织来满足团队的需求并管理设备。但是认为一部电影——即便是作者电影！——没有百万欧元就拍不了，这是一种迷信，一种荒唐的想法。
无作者原则
利纳斯：安德烈·巴赞在一篇文章《罗伯特·布列松的文体学》（编者注：« La stylistique de Robert Bresson », Cahiers n° 3, Juin 1951）中对《乡村牧师日记》（Journal d’un curé de campagne）的讨论让我印象深刻。他全文都在阐述这为什么是一部纯粹布列松式的电影，以及布列松如何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改编贝尔纳诺斯（Bernanos）的文本，仿佛这就是一整个现实，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一种来源。我观看这部电影时并没有这种感觉，但观看《圣女贞德的审判》（Le Procès de Jeanne d’Arc）时，我立刻确切地认出了他所说的东西——仿佛巴赞在前一部电影中就已经能显而易见地想象出布列松十年后会拍的作品一样。当你们《电影手册》谈论我们的电影时，我觉得你们在讨论十年后的东西。“《迷雾中的她》和《花》之间并没有交叉”，你们本来可以这样写，但这种交叉却可能会发生在那些我们还没有完成的电影之间。用个不太高雅的比喻来说，漫威的电影之间就有这一点，我承认我觉得这相当有趣，这些电影之间的互动就像是“不列颠传奇”（“matière de Bretagne”，指一系列的骑士传奇文学，以亚瑟王的故事最为著名）。另一个例子是费亚德（Louis Feuillade），他每天为连续剧拍摄的场景多到无法想象，几乎像疯了一样。然而，这些连续剧中有许多创新正是这种无限度工作的成果。很多时候，正是电影开始拍摄后导演才明白自己原本想要做什么。而我们通过让自己受材料自身的引导，在一切收束之前，在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理解的方式。这就对“作者”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西塔雷拉：我们与阿根廷独立剧团有很多共鸣，其中一些是潘佩罗小组“大家庭”的成员，并出演了我们的电影（编者注：例如，《花》的主角就是 Piel de lava 剧团；还有 Luciana Acuña、Walter Jakob 和 Constanza Feldman 等，他们都是港城文化〔porteño〕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们节俭的工作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采取的所有组织形式都是为了尊重创作者的生活。
门迪拉哈苏：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剧场在形式上的抱负，无论手段如何，都很能使我们共鸣，比如使用一些略显简陋的技术来与观众建立紧密的关系，更不用说技术岗位之间的流动性了，这些在电影业中是非常罕见的。
西塔雷拉：我们的组织方式改变着不同职业间的关系。“技术人员”丝毫不离开自己领域这一观念，与我们多年来发展的理念完全相反。更换岗位、学习各方面知识，这都是我们的学习内容。除了执导、编剧和制片，我还可以掌机或表演。又比如说，奥古斯丁作为《迷雾中的她》的摄影师，不仅在构图和灯光方面有贡献，还将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对白撰写等工作上。技术人员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核心中得到了转变。我们因此找到了我们的自主性，也找到了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永远在更新的形式。
门迪拉哈苏：《迷雾中的她》的成功特别让我高兴，因为它是我们所学的一切的结晶，很难想象这部电影能在其他任何一种理念下、在没有将集体创作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创作出来。而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劳拉作为导演的才华，因为她不仅成功地留下了自己想要拍摄的内容，同时又允许其他人完全介入她的作品。
利纳斯：我们什么都不需等待（甚至不需要剧本）便能拍摄，这是一种真正的反抗形式，让很多人都好奇“他们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这背后的诀窍就是我们刚刚谈及的非常简单的制片选择。但真正的秘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它已经不再由我们自己决定了。四个各有所长的人，他们设法围绕着这些能力将自己组织起来。比如说，拍摄后我要把技术人员送回家，这本身不是什么愉快的工作，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潘佩罗电影小组就不会存在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便乐意做这件事。很难找到电影人能时刻愿意投入这些实际工作、不区别看待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又不惧怕设备与机器。
莫吉兰斯基：你从来不会听到潘佩罗小组的成员使用“我的项目”、“我的摄影师”、“我的演员”这样常见的表达。我们制作电影，我们一起工作；导演（metteurs en scène, 直译为场面调度者）和作者（auteur）的概念有着微妙的区别。垂直性被一种团队运作所取代，就像在闹剧（slapstick）时代那样。因此，我认为没有比我们更纯粹的电影制作模式了：大家每天一起面对素材，看看我们能创造出什么。我有一个迷信：在我执导的每一部电影中都要引用罗齐耶（Rozier）的一个镜头。他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激进、但同时又纯粹有趣而滑稽的漂移（dérives）再次印证了我的信仰：实验（expérimenter）应该成为一种大众艺术，一场狂欢节表演，其中的体验——在魔法的意义上——可以创造一种观众。
门迪拉哈苏：每个人都知道《哦！亲爱的》（« Oh ! Darling »）是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创作的，但我们却说这是“披头士的歌”。如何让人们说“这是潘佩罗小组的电影”，而不管是谁导演的？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但就像堂吉诃德一样，我乐此不疲。
莫吉兰斯基：作者概念的提出可能是为了夺取制片人的权力，但它最终却掩盖了整个作品。人们“销售”作者，而不是电影；电影作者在电影节上被展示，每周出席三次放映与观众见面，而观众席只坐满了一半……假如在一场戏剧结束后导演走出来与观众见面，这会是荒谬的。或者，想想假如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在音乐会结束后重返舞台，为了解释他做了什么！
西塔雷拉：我们处在当代国际上的——可以这么说——作者电影圈子里，而这引发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围绕作者电影这一理念的市场营销方面。这个行业很大一部分赖以生存的机制与电影本身的关系不大，而更关乎修辞学或传播学，认为电影应该是严肃的、反思性质的，是世界的拯救者，要探讨宏大的主题。在这种信仰体系中，作者越感觉自己在把真相带给世界，就得到越多的资金。我认为影片（les films）是为了电影（le cinéma）而生，它们比其作者更重要。我不试图强加我的“世界观”，而是通过电影把事物重新还给世界。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作者的概念，去削弱它的严肃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了。
利纳斯：我认为捍卫电影（le cinéma）比捍卫影片（les films）更重要。如果我们的电影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它们非常“电影”（cinématographiques），它们属于电影的领土。
莫吉兰斯基：没错，应该将电影视为一种更大的东西，我们所属的一片家园，我们拍摄电影应该是为了它，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事业。雨果·桑地亚哥（Hugo Santiago）的《入侵》（Invasion）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这是由博尔赫斯和比奥伊·卡萨雷斯（Bioy Casares）创作的奇幻故事，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变成了一座想象的城市阿奎莱亚（Aquilea）。《非凡的故事》正是这样拍摄着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景，仿佛它是一个幻想国家的领土。在《卡斯特罗》中，我以相同的方式拍摄了首都和拉普拉塔，将其变成了世界的一个象征，这也受到了贝克特和爱伦·坡的启发。
西塔雷拉：潘佩罗电影小组是一座自主、自治的岛屿。在这个团体中，我们主要关注形式、结构和系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自己的小癖好，但我们是在外向交流的、有时是实验性的模式下思考电影的。我也喜欢将其看作一个工程空间，更看重观念（les idées）而不是权力（la force）（如果这指资金的话，我们通常没有资金）。在我们喜欢做的或创造的事情以外，在那些组成我们电影的成千上万的故事之外，我们并不是“题材”先行的电影人（cinéastes à « sujet »）。
潘佩罗小组，电影与世界：米莱时代
利纳斯：我坚信阿根廷电影是21世纪最重要的电影。这不是因为这些电影最好，而是因为那种浇灌它们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哪里？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历史的其他时刻，这种能量也会在其他地方产生。这是否与那段著名的动荡时期（译者注：指1998~2002年的经济大萧条），与那种一切仿佛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感觉有关？我深切感觉到1990年代末的阿根廷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些事物，后者从未消失并持续创造着一些东西。而在其他地方，至少在欧洲，情况并非如此，除了阿尔伯特·塞拉（Albert Serra）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将电影视为一种庆祝（célébration）。我相信欧洲已经失去了获得电影带来的愉悦的能力，相反，一种深深的忧郁主导着它。
门迪拉哈苏：在银鹰奖（编者注：类似于法国凯撒奖）颁奖典礼上，《花》获得了14项提名，但最终13项奖都落入了路易斯·奥特加（Luis Ortega）的《天使》（El Ángel）手中。我记得有人发表了一篇演讲，抱怨说当年戛纳电影节上展映的唯一的阿根廷电影是在没有INCAA支持的情况下拍摄的。这部电影就是《金钱至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英雄行为；而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坏消息。
西塔雷拉：如今情况已经改变，甚至电影公共政策的基础都在被人质疑。一些针对INCAA的怀疑（尤其是透明度方面）值得深入分析，但集体讨论却只停留在了这样的问题上：“为什么国家要支持艺术家的任性，支持那些没人看也不赚钱的电影？” 对数字的迷恋掩盖了这些电影可能拥有的丰富而有意义的生命。结果便是，不仅INCAA被削弱了，而且与其相关的整个制作局面也随之受到影响。这发生在制片体系分化的全球背景下。传统的资金支持正在枯竭，而平台正在更多地集中资金并成为主要投资者。这种分化减少了选择的多样性，更不用说在阿根廷这样一个危机中的国家了。
莫吉兰斯基：我们一直在质疑公共资金对工业体系的偏袒、对最独立的电影的排斥，这为我们引来了批评和争议，正如对任何立足于规则之外的人那样。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人物，他们仿佛是从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想象中走来，准备吞噬一切。我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想要关停一切组织，撤销一切捍卫电影的可能，而我们将与同行站在一起，坚定认为电影必须继续存在，并且要成为一项公共事业。
利纳斯：在反对阿根廷电影（这么做在我们国家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人中间，并没有人知道潘佩罗小组的存在。但我无法想象，一旦那塑造着我们、我们也与之对着干的环境全然消失，我们又该如何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不把自己置于中心，因此便需要有其他人占据着这个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离经叛道者”（l’enfant terrible）的概念要想存在，“娇生惯养者”（l'enfant gâté）的概念便也需要存在。我们存在于社会中并为其而战，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潘佩罗小组无法独自兴旺；而如果说我们想要脱离阿根廷电影社群而存在，就更是一派胡言。这样看来，我们的独立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
门迪拉哈苏：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被迫承担起当代电影人的责任：表达对世界、社会、政治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而在观看米开朗基罗的画作时，我们并不太关心他对世界的看法。
利纳斯：我们对世界持悲观态度，但对电影持乐观态度；然而相反的论调却占据了主流。电影没能实现自己的追求，变成了仅仅用来讨论世界、政治、道德的状况的工具。而我们，我们将道德定位在电影中，无论后果如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乐观的。善存在于影片中，存在于喜剧中；恶则在电影之外。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远大理想：我不觉得电影应该退回到它曾是的那个帝国的模样，但我将为那有可能构建起这一帝国的事物之持续存在而斗争。
费尔南多·甘佐、埃洛迪·塔马约与马科斯·乌扎尔n于1月30日至2月6日在巴黎进行的电话采访
往期推荐
长评 | 调度与差异
长评 | 在陌异的国度：洪常秀笔记 XXXI《旅行者的需求》
杂谈 | 严肃电影神话与性别政治：谈第96届奥斯卡与《芭比》提名争议
迷雾中的她，起初是Laura，然后是Carmen、Elisa，接着也许是湖畔阁楼短鳄……
本篇符号化元素也好多。第一部的图书馆色情信线索比较连贯，推理随着信件中的情感变化自然流出；也有基于事实的线索，比如从南美牛仔联想到的阿布兰特兰花种植园，马丁费耶洛，以及胡安娜。但是到了第二部，完全的Laura视角的时候，黄花、短吻鳄、UFO、湖畔事件，生物学和侦探活动联系了起来，诡异的逻辑加上诡异的音乐，异域风情的地名，以及及其纪实的镜头让整部片子多了一些塔可夫斯基《潜行者》的感觉。
总之还是很喜欢的作品！下面从寻找Laura的线索记录一下对影片的感受～
线索1 工作
影片的开头是从丈夫和司机Chicho引入的，丈夫再从工作角度论述Laura是无论如何难以离开当下工作生活的——工作确实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重要部分。Laura的工作是给植物花卉分类，她也非常热爱她的工作。明明职位高升不在话下，男友也在和自己装修着新房子，但是Laura还是出走了。对丈夫来讲，迷雾中的Laura是因为工作作为直接原因离职的，而不像作为一个家庭矛盾纠纷去叙述：
尽管丈夫很懂，丈夫还是不知道Laura在一家广播做客串主播，也不知道Laura和Chicho的图书馆信件秘密侦查活动。当丈夫拿到《一个获得性解放的女共产主义者的自传》之后，才开始去想Laura因为非工作原因出走的可能性，从此开始探寻“创造历史的女性”栏目的播音内容。
Laura最后的消失很像苏菲的世界中的设计，在熟悉的草地上钻进一个洞穴，从此就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大家司空见惯的生活秩序中，另辟蹊径，去寻找自己的秩序。
线索2 Chicho和女主的爱情故事
2.1 La EZEQUIEL
Laura是“创造历史的女性”栏目的主播。Chicho作为Laura公司的司机，在接Laura去工作地的途中，在一家名叫La EZEQUIEL的餐厅吃饭。
（暧昧气氛缓缓升起，Chicho可能是有点喜欢Laura的，至少一起分享了一些裸体想象（x））
2.2 信件和书
在寻找马丁费耶洛的那次远行，Laura给男主展示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是图书馆中找到的，当时Laura在寻找女性科学家相关的材料，于是借走了所有的女性传记。
Laura在看书的时候，镜头是拍摄进去镜子的，给人一种Laura在探寻自我的感觉。（书籍中的女人们也是Laura的镜子）
在《一个获得性解放的女共产主义者的自传》中，Laura和写注释的人，Carmen Zuna有强烈的吸引力。当Laura知道Zuna在马丁费耶洛的时候，便以工作之名开始寻找这个地方。
在书中，Laura还发现了一些写给Carmen的情书。Laura想在探险植物鸟兽一样对信件进行分类，拼接，排序，研究。
男主听到这个浩瀚的工作量后，问Laura，你的动力是什么呢？
Laura读了一段夹在《动物世界》中的一段Paul的情话——能让Paul写出来这样子文字的人，真的很让人好奇！
可能是情书太私密，服务员上饮料面包的时候，Laura也不由自主停下了朗读。安静是Laura和男主共同的秘密。也随着一封又一封信的朗读，男主和Laura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亲近。
Paul因为爱离开了Carmen，也因为爱离了婚。男主和Laura想象着他们分别时候的场景，分别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夕阳之下男主开着车，阳光看不清彼此的脸。
“我是否后悔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
“给予你的爱，告别了，告别了”
“离开不是我的错，我的错”
“是你给我的机会，告别了，告别了”
“嫉妒压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是唱给Carmen和Paul的，也像是男主和Laura的。
2.3 再会了，再会了，我要走了
来到America，没有兰花，也没有Laura。丈夫不知道Laura还在经营电台，并且觉得事业一帆风顺的Laura没有什么离开理由。
开车回程，漫长的路，也有男主漫长的疑惑。丈夫在副驾驶座睡去。车在迷雾中行驶，男主内心也越来越困惑。在宾馆，早餐的时候丈夫心情还不错，说劳拉可能只是去寻 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了；劳拉还没有做好进入新的二人生活，或者独立生活的准备。未分类的物种，更像是一种未分来的生活。
线索3 湖畔事件
卡门祖娜因为“她”突然消失之后，Chicho脑补了第三者是一位女性，女主脑补了胡安娜是卡门祖娜的孩子。
丈夫拉斐尔和Laura的boss聊的时候，得知因为湖畔事件，政府所有削减的预算都用在了医疗上。湖上有一个幽灵一样的生物，一个医生把幽灵带回了家。这个故事突然出现，联系前面的UFO，诡异的背景音……也许丈夫回家之后会做一个梦，梦里有女性主义电台，鳄鱼，海边的小房子。
接着，故事进入了第二部分。这部分讲了一段Chicho不知道的故事，是第一部分的另一条故事线。
刚到特伦克的时候，市政府帮她安排了一辆车去农场。分类的时候找到了黄花。一个女人问她找一种黄色的花。后面，和Chicho一起开车寻找植物的时候，也是以花为目的的。后来，Laura找到了黄花，但是却没有找到那个给自己讲黄花的女人。出人意料，一天晚上Laura正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这次她大着肚子，身边还有一位叫Romina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谁呢？是Elisa，她解决了一个Laura以前都没有注意过的事情，是三天前公园湖泊里发生的事情，是Laura向全镇报道的事情，湖畔出现了一个孤儿。在水里呆了很久，但是最后似乎是逃脱了。
卡门祖娜，原来是Elisa？
….所以卡门祖娜做这件事情，会像是当年裸体骑马的那位一样，是为了common wealth降低税收吗…..？
以上怀疑似乎不重要…总之Laura确认了Elisa就是Carmen Zuna之后，开始着手调查湖畔事件。
针对湖畔事件的官方表示：
Laura对Elisa和她女伴的观察：
这两个女人平时毫无戒备，但是警报响起之后她们又像疯了一样，出于高度戒备状态。
Elisa对短吻鳄的描述：
“那是一个每天，在不同时候可以变换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生物。在这段时间，我想ta是一位女性。”
日复一日的观察和好奇驱动之下，Laura想跟她们在一起，Laura想成为她们。她们在一起生活，工作，欢笑，吃东西，分享心情；只是除了第一次，从来没有谈论过短吻鳄。
后来她们因为短吻鳄被发现私藏离开了。
也许，Chicho和丈夫得知Laura在和自己不在一起的时候还有这么多故事，一下子也觉得人类的生活很丰富吧….也会担心Laura现在在哪里，过得还好吗，Elisa现在在哪里，过得还好吗……
总之，最后Laura活成了自己以前想象中的流浪Carmen Zuna的样子
也许Laura一开始想要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吧，和具体的Zuna没有关系
也不会在加入或者变成Zuna之后得到满足；
只会在自己真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始探寻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真的满意吧…
（好像离职/润也是这样子，真的离职了才会满足，没有行动始终若有所失...（乱入））
《迷雾中的她》是阿根廷电影小组“潘佩罗小组”成员之一劳拉·西塔雷拉的最新力作，而“潘佩罗”在西语中代表“从潘帕斯吹来的风”，正和本片一样，潘佩罗小组的电影创作就如一阵草场上的清风，其以开阔新颖的电影观念和“作坊式”的团队创作模式正在对当下全球电影节以导演个体的“作者性”为拥蹙的美学秩序产生冲击。在电影的视听语言技巧近乎穷尽的今天，《迷雾中的她》仍然以不断生成与变化的影像、松散神秘的故事结构和史诗般的片长，邀请我们踏上一场的感官的奇遇。
一、日常的神秘：拒绝谜底的谜题
《迷雾中的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而两部分也互相形成镜像式的互文关系。在上部中，故事聚焦于由劳拉的“消失”这一谜题所牵扯出对当下时态语境的影响，并以这一谜题为原点，如树叶的脉络般生发出无数更加引人入胜的谜题。但是本片导演劳拉避免对这些谜题般的经历给出任何结论性的谜底，而是回归于故事本身的魅力，让观众与电影素材直接建立联系，进入一种视觉叙事的催眠状态。
在上部中随着男人们的寻找，我们得知劳拉与情人共享的秘密：一个在书籍中寻找陌生情色信件的侦探游戏。而这一游戏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劳拉与情人暗生情愫的温床。随着劳拉和男人对于信件的寻找，游戏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羁绊实则已经成为劳拉与男人关系的对位。二人在夹杂想象、冒险和探索的虚构故事中提前进行了情感的操演，生活与故事，现实与虚构、影像与文字，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正当男人认为劳拉的消失一定与自己的游戏有关，并由此展开寻找时，下部劳拉的视角却勾连出一个关于湖边水怪的更大的谜题。
经由劳拉电台同事的分享，男人得知了劳拉“消失”后的经历，而这些宛如谜团矩阵般的经历仅通过男人佩戴的耳机，以一种口述的方式上演。作为观众，我们见证了一个普通的电台演播厅内是如何上演一出极具神秘感和魅惑力的日常戏剧，日常与神秘，生活与戏剧，又在一种强大的催眠力量下达到一种晕眩般的含混状态。而在男人的幻想中，其与劳拉坚不可摧的关系也不攻自破，原先的爱情侦探故事逐渐变成一个奇幻漫游之旅。
二、缺席与在场：身份主体的倒置
“消失的女性”这一情节早已成为一种剧作上的滥觞，女性或成为一种供人想象的景观，或成为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节点。而在本片中，劳拉的“消失”却恰恰是以极强的在场性为前提的，这一切都源于导演对于叙事身份主体的倒置。
在上部中，丈夫和情人，这两位男性面对突然消失的劳拉，找来各式各样的合理化推测，并为自己和劳拉共享一段私人秘密而感到获得战利品一般的骄傲。劳拉的丈夫找到劳拉遗落的书《一个获得性解放的女共产主义者的自传》，并在上面发现一段话：
“男人总是试图把他们的自负强加给我们女人，使我们完全适应他的目的。于是，内心的反叛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爱’变成了一座监狱。”
“我必须走，必须与被选中的男人决裂，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我已经把自己暴露在丧失独立存在的危机之中。”
此时他一脸了然于胸的样子对另一个男人说：“ 发生了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正如他所阅读的文字一般，他用爱情和婚姻的叙事为劳拉的离开赋予“正确的理由”，并对自己与事件的高度掌控力和关联性深以为然。而情人面对这一切，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他深知，这本书只是自己与劳拉冒险游戏的一块拼图，在这场关于劳拉的争夺赛中，情人毫无疑问的“胜利”了。
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情人对于劳拉消失的推测和私人的情愫被一种微妙又残忍的方式消解：他自以为与劳拉共同冒险、解码的暧昧游戏，实际上只是劳拉的选择中最微不足道的背景板，劳拉的离开与他毫无关系。
由此，男性对于情感关系的掌控欲和自以为是的图解在“缺席”的劳拉面前彻底溃败。劳拉以“缺席”的方式给看似占有叙事视点的“寻找中的男性”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她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在场性和叙事视点的主体，同时也以此宣告了男性对于定义、阐释和竞争的殷切与荒谬。
三、自然的使者：从男性叙事中出走
在下部中，劳拉围绕湖边水怪的新闻与两位女性伴侣相识，在经历了三人朝夕相处的亲密时刻后，两位女性伴侣却因危机突然逃离，劳拉也在这一切结束后选择离开过往的生活，在自然间漫游。
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男性角色对于定义谜团、与对手竞争的热切，渴望获得对一切领域的阐释权。而以劳拉、电台同事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则更加顺应自然的节律与潮汐般的生活状态。劳拉作为植物学家，爱好给一切未被发觉的物种进行归纳，听从自然的感召，走入一种生命的化境。
导演也称梭罗的《散步》给予本片很大的影响，梭罗主张的对于精神生活的境界追求也与本片的态度相契合：
“仲夏的天很蓝，风很温暖。饭后我喜欢在小区树阴下散步，听知了无忧无虑的鸣叫，看鸟儿在清绿的树枝里跳跃。轻松隐身于小径享受着柔和的光点点洒落，偶遇一只螳螂高举着螂臂拦住去路，蹲下身向它打个招呼，我只是借道而行。”
“我只是借道而行”，正如劳拉在信件里看到的生活方式一般：在水边分娩，于晚霞中游历，她也在文字的世界中提前进行了自身生命的预言和操练。结尾类似《爱情万岁》的摇镜头同样意味深长，镜头一开始，劳拉躺在一片草野地旁，镜头开始左摇，我们看到一片水草丰茂的湖泊，然后镜头开始回摇，一切都如往常，只是劳拉早已经不在那里了。
颇有意味的是劳拉并非作为客体消失在观众的视点里，而是作为一个选择性的主体在我们的视点外出走了。
同样名为劳拉的导演劳拉·西塔雷拉借由一个生命脉络般的故事向我们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女性可以随时在没有任何显性危机的情况下拒绝和出走，而不成为其他叙事主体想象的景观或某种意义的譬喻，我们永远可以出走，并不是为了“什么”。而这样一种对于男性叙事的拒绝，姿态却是温柔又自得。
（部分内容参考导演个人访谈）